古诗文物候研究与竺可桢曲线

南宋《柳荫高士图》

著名的“竺可桢曲线”

气象学界众所周知的“竺可桢曲线”，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国著名物候学家、气象学家、教育家、古典文化学者、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对于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成果。尽管竺老自谓“80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”，但他是在上世纪60-70年代，还没有如今的高科技检测工具和设备的情况下，主要用检查“物候”记录的方法来“揣测古气候的变迁”。竺老以70-80多岁高龄，往返奔波于各图书馆、情报所、博物馆及工作室，查阅了“海量”古典史籍如《夏小正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竹书纪年》《毛诗》《尚书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广阳杂记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农丹》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齐民要术》《说郛》《全唐诗》《杜少陵集评注》《酉阳杂俎》《苏东坡集》《王荆文公诗》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《太平寰宇记》《元史》等；探幽发微，索引钩沉，取精用宏，并结合古今中外的多语种、多学科材料，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古气候史作了一次成功的探测，终于取得里程碑式的不朽业绩，震惊中外。他认为，我国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，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摄氏度左右；此后，有一系列范围在1至2摄氏度的上下浮动；在每一个400至800年期间，还大致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“小循环”——其中，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、公元400年、1200年和1700年，浮动范围约1~2摄氏度；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，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，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以及非洲的大西洋海岸；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。竺可祯还参照对比了当年挪威的雪线高低变化，和丹麦格陵兰岛冰川研究成果，结论大体一致；证明他应用中华古史典籍所载物候材料的研究行之有效——这即便与今天的沉积岩芯、花粉研究、冰芯记录、树木年轮等多种精密的科学设施和研究方法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

竺可桢说过：“植物不像动物能够移动，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”。在古诗文记载里，梅树、柑橘、荔枝、竹子等生长范围历代差别很大，其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冷。如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中、下游，到处生长梅树，《诗经》里五次写到梅——《秦风》：“终南何有？有条有梅”——这里的“终南”即终南山，位于西安之南，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，都早已没有梅树了。而且商周时期的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，因当时还没有醋——这可以说明“梅”的普遍性。其实，唐宋后的公元11世纪初，华北已不知有“梅”了。苏轼（1036—1101）就说“关中幸无梅”。王安石（1021—1086）也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，他的咏梅诗有“北人初不识，浑作杏花看”的句子。公元1221年，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，路过新疆“赛里木”湖（时称“天池”）。他还看到湖的四周有山环抱，山上积雪倒映湖中。可是现在——那些山峰（实测海拔高3500米）早已无雪无影——说明那时雪线在3500米以下，比现在低200至500米。

竺可桢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对身边物候现象的观察与记录，直到他的晚年，甚至也每天都要亲自打扫自家庭院，然后把扫出的尘土称其重量，再根据院子的面积推算出北京植被的风化降尘数据。竺可祯终生倾心于“物候学”，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肯定“物候”是“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”。1964年初，毛泽东主席召见他到中南海的交谈，也成为促使他竭力著作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的重要因素——很快他就搜集资料，写下近十万字笔记，初步形成了“竺可桢曲线”的构想基础。

今天，我们学习竺老应用古典文献的方法，也该力求有所拓展及创新，比如这幅南宋《柳荫高士图》，画巨柳荫下一老翁，头戴葛巾，身着“裲裆”，赤足袒胸地斜身靠在豹皮状座席上；面前横展“手卷”，酒具满盏。他醉眼朦胧地凝神下视，裸露出大半身臂膀，一副“热”不可耐的样子。再看画上题诗，隐约可辨：“柳荫高士……放浪形骸意自豪；诚问伊人何姓氏，于唐为李晋为陶”。这几乎清楚地说明了人物的“化身”——不是李白就是陶渊明；但比较一下二者生活的年代、环境尤其是“高温”，更应该是哪位呢？

来，对照一下“竺可桢曲线”吧！